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促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
18世纪以来欧洲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工业以及整体经济活动跨越国界的国际化，到20世纪80年代更是出现国际化的更高级的方式――全球经济一体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性变化，是带有规律性的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它是指企业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渗透，联系上日益密切并相互完全依存，并通过在空间上新形成的集聚于少数中心城市的强大的管理、控制和专业化服务职能，形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经济统一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表现方式，主要为以跨国公司渗透发展为代表的生产(或资本)的全球一体化和以大银行金融机构跨国金融服务及控制为代表的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同时，为了适应大规模、高度复杂的跨国经济管理与控制的需求，以提供高层次和专业化商务服务支持(APS — Advance Produce Service)的包括商务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广告等的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为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全球运作自如起到了推定性作用（商务服务也称生产服务业，区别于以零售、餐饮、娱乐为主的传统的消费服务业）。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占取有利的发展位置，对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对国际银行金融机构管理中心、对各类服务贸易业机构的争夺，成为世界上各主要城市激烈竞争的主要内容。
对世界城市格局而言，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普遍的“不平衡发展”的强大冲击波，而逐渐打破各国相对均衡的城市格局，推动了一批国际化大都市的崛起。在世界城市竞争中，少数具有贸易、金融中心传统，同时物质设施良好的城市，无疑最具优势。这些城市往往有最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如今又获得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地位，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形成为跨国公司和世界级银行金融证券机构的聚集中心，实际上担负着全球中央商务功能的经济运行管理和控制中心的地位，术语称为“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萨森，1984年)。在全球性城市之下，又存在发达经济区区域级的全球性城市和边缘区、新型经济区首位型全球性城市，前者如芝加哥、洛杉矶、法兰克福、米兰、苏黎士、马德里、多伦多、悉尼等十几个城市，一般为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地区总部的首选地；后者如莫斯科、圣保罗、新加坡、墨西哥城、曼谷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等二十多个城市，具备了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开辟地区新市场的跳板作用。（如布达佩斯，80年代后它已成为东欧新经济区最重要的国际商务中心，当时想到东欧来开展业务的国际跨国公司，纷纷将地区总部设在此城。这很像90年代的上海与北京对于中国的意义。) 此外，还有一大批城市积极融入国际化分工，完成了由国内意义的普通中心城市向职能多样化、发展水平多层次的国际化城市的演变。同时，一部分城市难以适应全球一体化趋势，地位下降或走向衰落的也不在少数。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n) 通过系统研究在1986年提出了国际化城市的七个评价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达度；主要的国际制造业加工中心；世界交通的重要港口和空港；一定等级的人口规模。其中，跨国公司指数、金融业指数、专门化服务业指数等对国际化城市的发展推动最为直接。弗里德曼据此划分了国际化城市体系的三级分类：全球性城市～区域级全球性城市～国际性城市。其中，前两类又往往称为国际化大都市。
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中，属于边缘经济区或称新经济区。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具有显著。从国家战略而言，尽快扶植和促成一批国际化城市的形成，特别占领区域级全球性城市的发展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和北京，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更是对国家的义务和职责所在。因此，研究发达国家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和规律，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